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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書法

      作者:王根發 | 來源:中詩網 | 2021-09-11 17:08:38 | 閱讀:

        導讀:佛教書法是佛教文化與書法藝術的完美結合;是佛教思想傳播、傳承的高尚形式;是書寫者的一種敬畏;是啟發人類向善的神品。故國人當以仰而弘之,與天地共久存。

        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書法文化源遠流長。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中,佛教思想滲透、影響著書法藝術的創作,書法藝術對佛教文化起著發揚光大之功效。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化傳承上,書法與佛教形成了完美的統一體,融匯共生,對中國文化產生著極大的影響。所以,以佛教內容為題材,把佛教思想融入書法意境之中,寄寓對生命情感的關注,達到身心安泰,靜穆敬畏的境界,所創作出的殊勝書法作品,稱之為佛教書法。

        一、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自印度傳入中國以來日益興盛。佛教、佛學、佛法幾成我國的本土文化,與儒家、道家比肩而融合,共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它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倫理道德、文藝哲學、科技等諸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凈土思想產生于古印度,可溯源于古老的婆羅門教盛行時代,部派佛教大眾系經典中大量的佛陀“本生”故事則是佛教凈土思想的更直接的源頭。當然,凈土思想真正的流行乃是伴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而開始的。主張有無量諸佛,諸佛在其國土教化眾生,眾生若能發菩提心,廣修菩薩道,即可成佛。大乘菩薩為度眾生出離生死苦海,本著“自利利他”的精神,立下成就眾生、建設特定凈土的種種別愿 想。然而,凡此種種凈土思想盡管在其故土生根發芽,但并沒有產生太大影響,真正產生巨大影響并最終開花結果的是在中國。

        佛教與中土之緣,結于東漢明帝永年十年(67)。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應邀和東漢使者一道,用白馬馱載佛經、佛像同返東漢國都洛陽,次年漢明帝赦令在洛陽西雍門外三里御道北興建寺院。為紀念白馬馱經,取名“白馬寺”。在此后的兩百年間,這里誕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經《四十二章經》和中文戒律《僧祗戒心》,產生了第一個中國漢地僧人朱士行......,這里成為中國佛教的祖庭。

        朱士行,古潁川人(今河南禹州)。志業清粹,氣韻明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后,便以大法為

        己任。常謂入道資慧,專務經典,誓志捐身,遠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跡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余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

        佛教典籍浩瀚,博大精深,有三藏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門。對中國佛教影響最大,最能體現中國佛教基本精神的有十三部佛經,稱為“佛教十三經”。分別為《心經》、《金剛經》、《無量壽經》、《圓覺經》、《梵網經》、《壇經》、《楞嚴經》、《解深密經》、《維摩詰經》、《楞伽經》、《金光明經》、《法華經》、《四十二章經》。

        佛教發展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就其歷史發展、思想內容有大乘、小乘之分。中國佛教的主題在大乘,大乘佛教自傳入中土后,先依傍魏晉玄學,后融匯儒家的人性、心性學說,與儒道二教融合發展,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產生著巨大影響。

        大乘佛教,通常人們又因其思想內容的差異把它分為空、有二宗。空宗的代表性經典是“般若經”,中國佛教見之般若類經典,以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為最,有六百卷之多。此外還有各類小本“般若經”的編譯與流傳,其中以《金剛經》和《心經》最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

        “般若經”的核心思想是空。但佛教所說的“空”,非一無所有之“空”,而是以緣起說“空”,亦即認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有條件(“緣”即“條件”)的產物,都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條件具備了,它就產生了(“緣起”);條件不復存在了,它就“消亡了”(“緣滅”)。世間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都是沒有自性的,無自性故“空”。《金剛經》和《心經》“緣起性空”同樣是其核心思想,但二者又進一步從“對外掃相”和“對內破執”兩個角度去講“空”。《金剛經》的“對外掃相”思想集中體現在“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個偈句上,對內破執則有“應無所往而生其心”這一點睛之筆。《心經》則是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來對外破五蘊身,以“心無罣礙”來破心執。兩部經典都從掃外相、破心執的角度去說“空”。

        有宗在否定外境外法的客觀性方面與空宗沒有分歧,差別僅在于,有宗雖然主張“外境非有”,但又認為“內識非無”,倡“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認為一切外境、外法都是“內識”的變現。在印度佛教中,有宗一直比較盛行。但在中國佛教史上,唯有玄奘、窺基創立的“法相唯識宗”全力弘揚“有宗”的思想,并把《解深密經》等“六經十一論”作為立宗的根據。《解深密經》的核心思想是在論證一切外境外法與識的關系,經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性”、“三無性”問題,并深入地論述了一切虛妄分別相與其如實性的關系。

        中國佛教的主流和主題不在純粹的“空宗”或“有宗”,而在大乘佛教基本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匯集交融而成的“其常唯心”思想,這種“其常唯心”思想也可稱之為“妙有”的思想。首先創立并弘揚這種“妙有”思想是智者大師創建的天臺宗。

        天臺宗把《法華經》作為立宗的經典依據,故又稱“法華宗”。《法華經》的核心思想是“開權顯實,會三歸一”,倡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同歸一佛乘,主張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法華經》是中國佛教在南北朝之后走向以大乘佛教為主流的重要經典依據,也是中國佛教佛理論確立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的主流的重要經典依據。

        中國佛教的大乘思想以禪宗為最大的流派,主張直指人心和明心見性。慧能南宗把天臺宗肇端的“唯心”傾向推到極致,則是《壇經》的問世。《壇經》是中國僧人撰寫的的著述中唯一被冠以“經”的一部佛教典籍,其核心思想是“即心即佛”、“頓悟成佛”。《壇經》在把佛性歸諸心性,把人變成佛的同時,倡導“即世間求解脫”主張把入世與出世統一起來,而這種思想的經典根據則是《維摩詰經》。

        《維摩詰經》可以說是對中國佛教影響最大的一部佛經,不論是作為中國佛教代表的禪宗,還是成為現當代佛教主流的人間佛教,《維摩詰經》中的“心凈則佛土凈”及“亦入世亦出世”、“在入世中出世”的思想,都是其最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和經典依據。尤其是,貫穿于整部《維摩詰經》的一根主線——“不二法門”,更是整個中國佛教的方法論依據。

        《楞伽經》也是一部對禪宗,唯識及整個中國佛教有著重大影響的佛經,對中國佛教之禪、凈、律、密、教都有著廣泛而深刻影響的大乘經典。《圓覺經》是一部非常能夠體現中國佛教“妙有”思想特色的佛經。《金光明經》對中國佛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三身”、“十地”思想,大乘菩薩行之舍己利他、慈悲濟世思想、金光明大乘法及懺悔思想,以及天王護國思想。《無量壽經》是根據“十方凈土”的思想建立起來的凈土類經典,也是凈土宗所依據的“三經”之一。《梵網經》在佛教“三藏”中屬“律藏”,是大乘戒律之一,在中國佛教大乘戒律中,《梵網經》的影響最大。《四十二章經》是我國最早譯出的佛教經典,而且是一部含有較多早期佛教思想的佛經。經中主要闡明人生無常等佛教基本教義和講述修習佛道應遠離諸欲、棄惡修善及注重心證等重要義理,且文字平易簡明,可視為修習佛教之入門書。

        二、書法文化

        書法是中華民族富有特色的傳統藝術,是中國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珍品。歷代書法家不斷努力,給后人遺留下了大量珍貴的作品,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造精神。

        書法家通過黑白兩種最普通的顏色和豐富的點線變化來表達自己的文化修養和精神追求。書法的點線變化、結體取勢、章法布局以及筆情墨趣等,蘊含著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的精髓,是中華文化思想的物化形態。

        書法即人,書如其人也。清代書法理論家劉熙載在他的著作《藝概·書概》里說:“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中國書法無時無刻不在體現書寫者的才學和志向,字里行間無不反映出書法家的品格修養、人生經歷和文化積淀。

        中國書法首先教給了中國人最基本的審美觀念,人們從對漢字書法的學習和應用中學到了書法的線條美和造型美,從而體會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是訓練抽象的氣韻與輪廓的基本藝術,還可以說它供給中國人以基本的審美觀念,而中國人學得線條美與輪廓美的基本意識,也是從書法而來。故談論中國藝術而不懂書法及其藝術的靈感是不可能的。所以說追求和諧的美是人與生俱來的朦朧審美心理,一代一代的中國人在書寫漢字的過程中也努力追求書法的形式美。古代書法首先講實用,紀事載史,傳之久遠,所以古代青銅器和后來的碑石上往往有“子子孫孫,萬年永保”的說法。書法在實用的同時因人而異,在點畫之中又折射出書法家的審美意識,乃至人生觀。唐代書法家張旭、懷素和孫過庭,是三位有清晰的自覺意識的書法家。

        張旭從“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而書之”,悟如錐畫沙藏頭護尾,不見起止筆,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與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張旭的傳統書法功底深厚,世間萬事萬物都可以在他的書法中得到藝術的體現,他是一位有個性和創新精神的書法家,把書法的寓意性、 暗示性、抒情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懷素是古代書法家中最早有自我宣傳意識的書法家之一。他的草書代表作品《自敘帖》詳細記載了當時著名的詩人對他書法的評價,字里行間可以看出懷素的良苦用心。孫過庭則用草書將自己關于書法的理論書寫得淋漓盡致,他認真探討了楷書和草書的發展歷史和創作規律,使自己的理論和實踐相輝映,從而傳之久遠。從韓愈對張旭書法的評價、懷素的自我宣傳意識到孫過庭講求書法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我們可以悟出一個深刻的道理,即中國書法的藝術品格,除書寫的文字內容之外,書寫的線條本身就是有意蘊的、抒情的。書法遠遠超出了實用性而進入了純粹的獨立的欣賞藝術的范疇,曲折地反映著人生,折射出人生。書法是一種文化現象,屬于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又給傳統文化以豐富的積累。從古至今,無數書法家所創造的風格多樣、絢麗多彩的書法藝術,匯聚成中國文化的大潮,影響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新人。關于書法的文化典型性,陳方既先生說:“中國書法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典型形態。其典型性在于:它既給中國文化的積累、中國文化精神形成以材料,轉而又以傳統的哲學、美學思想、文化精神為營養,形成自己的藝術特色和文化內涵。”金開誠先生認為書法在傳統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說:“(書法)一是它從整個傳統文化中受到深刻的影響,吸取豐富的營養;二是它在整個傳統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書法不過是在白紙上寫黑字而已。這么簡單的事情竟然能夠發展成一種博大精深、罕有其匹的獨特藝術,這是與無比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所提供的多種營養分不開的”。

        中國書法以誘人的魅力,最集中、最有代表性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追求。書法藝術的驚人之處在于其集中地體現了文學的內容、哲學的思想、美學的意蘊、情感的世界,是一種集思想道德、詩詞文賦、筆情墨趣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它把線的運用,表現到一種超妙入神的境界,達到了真正的抽象藝術的高峰。所以,凡是學習、研究和鑒藏的書法者,都應該認識到書法的文化屬性,去分析和研究書法的文化屬性,用歷史的、文化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書家和書作,真正理解中國書法的精神內涵。

        中國書法最講字外功的修煉,要求書法家研究書理,博通書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加強文化藝術修養。一幅成功的書藝作品,是書家思想境界、生活閱歷、知識積累和藝術修養的總和,是一個人綜合素質的體現。

        中國書法反映書法家的品格修養,品格高、德行好,其書法作品自然受人喜愛;反之,則會受到歷代老百姓的批評甚至唾棄。所以,書法藝術不僅與人的文化修養有關系,而且與人的品格修養緊密相連,和人的讀書、處世、為人和修身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中國書法與“品格修養”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五點:其一,傳統書法的審美和品評是以書法家的人品作為評判的基本標準;其二,古代強調學書立品的重要,要求書法家“品高”,只有“品高”,作品才會有“清剛雅正”之氣,唐代顏真卿的作品最具有代表性;其三,“品格”是指書法家的全部內心世界在藝術作品中的反映;其四,書法家的品格修養往往與讀書、閱世有關;其五,書法家的人格品行決定著書法境界的高低。

        書法藝術起于點畫,系于結體,成于章法,美于風韻。它不僅講“法”,更講“意”,不僅要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如錐畫沙”,講究“骨力”,講究“力量之美”,而且要求“風流瀟灑”“淋漓痛快”“美女簪花”,講究“韻味”,講究“意趣之妙”。總之,中國書法藝術是“法”與“意”的有機結合,既講“法”,又講“意”,“法”中有“意”,“意”中有“法”。

        三、佛教與書法

        佛教傳入中國后,對我國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文化方面,因為佛經的翻譯與流傳,影響了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為中國文化史寫下了光輝的篇章。尤其是藝術家,將佛教思想和佛法意境融入中國的建筑、雕塑、繪畫、工藝、書法、音樂里,開創了更具意涵的風貌。

        1、書法對弘揚佛教的貢獻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佛教思想的傳承離不開典籍文本的傳抄,佛經的弘布流通得靠紙墨抄繕,書法是中國傳統的書寫方式,抄經是唯一的傳揚佛教的方法,于是,佛教與中國書法結下了不解之緣。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侶大書法家。一本本典籍通過那些兢兢業業,懷著敬畏之心的僧侶之手流向世間。他們筆下的每一個字,都“深懷感佩之心,寫著大千之象”。但是,在抄寫佛經的過程中,佛法影響和改變了他們的心性和審美觀,進而出現了相應書法理論,理論通過實踐又反過來影響著書法家的創作。例如摩崖石經中的《泰山經石峪》、《敦煌書法》、《張猛龍碑》等。寺院、僧侶以書法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書法抄經弘揚佛法。所以,歷代書法名家,幾無不曾寫過佛教的經典和碑文書帖。如王羲之曾書《遺教經》,歐陽詢、張旭、趙孟頫、文徵明等眾多書法家書寫《心經》,柳公權書有《心經》、《金剛經》和《清凈經》,蘇軾所寫更多,有《心經》、《金剛經》、《華嚴經》等。另如褚遂良、虞世南、顏真卿、黃庭堅、趙子昂、米芾等亦有與佛教相關的書法作品傳世。近代的印光大師、弘一大師經常以書寫佛法義理與信徒結緣。歷代著名書法家寫經、碑文、題記者,更是不勝枚舉,如六朝的謝敷專門為人寫經;奉詔寫經者,如元代曾遇;祈福報德超度寫經者,如唐玄宗的宮人;為布施寫經者,如元仁之、管夫人;為賜贈寫經者,如五代的李后主;為供養經典寫經者,如唐代的楚金書;乃至有為生活而寫經者,如唐朝王紹宗。他們雖然寫經的目的不一樣,但是抄寫經典的普遍,使得佛教與書法因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對于佛法的弘揚和書法藝術的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除書法名家外,在中國古代上至皇帝,下至貧民百姓對抄寫佛經的例子也很多。非常可貴的是,還有很多寫經書法作品均為庶人所書,“無有具名者”,都仍能流傳后世。還有康熙、乾隆流傳于世的《心經》名品。唐太宗李世民,組織大德高僧們共同翻譯取回的真經,將佛法真正被中華民族繼續弘揚下去。另外,李世民還大興書法之事,從推崇王羲之到后來讓懷仁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去集王羲之的字所刻成的圣教序,完成了書法藝術與佛教文化發揚光大之集大成,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地影響。

        書法寫經,培福積德,殊勝無比。《金剛經》云:“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法華經》中說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放光般若經》亦云:“書寫”不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是行此十法能遠離魔害,得天龍護衛,不久當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勛法師、原名胡文柱,在天啟年間為中書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瘡,痛不可忍,后來由于書寫《法華經》、《金剛經》、《楞嚴經》及《水懺》,遂使疾患不藥而愈。又如宋代溫州參軍書寫《金剛經》一卷,恭入佛殿供養,于買舟深海還鄉途中,雖遇風難,而能平安抵岸。

        2、佛教對書法的作用

        (1)保留書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寫經、抄經、刻經,累積了無數書法文化遺產,對研究書法貢獻匪淺。

        寫經: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00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內,發現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間的經卷文書,其中寫本佛經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約三萬卷左右。經、律、論三藏的各種譯本,應有盡有。這些大量寫本經稱為“經生書”,多是佛教徒發愿寫成,有的自寫,有的請人寫。清朝錢泳《履園叢話.書學,唐人書》云:“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所以敦煌經生書的風格,自與內地寫本不同,反應一種特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難得的文化瑰寶,更是研究書法藝術的珍貴史料。六朝寫經在僧俗之間極為盛行,此內地“經生書”,就書體而論,代表名家風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體兼具,為當時及后人所宗仰學習。因此所謂“唐人寫經”之名,至今仍享譽國際,這份文化遺產,帶給中國人的驕傲,可見一斑。

        刻經:佛教有關書法藝術的另一種表現是刻經。刻經可分為木刻與石刻二種。現存最早的木刻佛經,是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玠出資雕刻的《金剛經》,今存于英國。宋太祖開寶四年(西元九七一年)敕雕的開寶藏(或稱蜀藏),為我國第一部刻本藏經,然今已無全本,零卷亦少。

        石刻發明于北齊高王時期,代表作有:山東泰山山麓經石峪的《金剛經》、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河南北響堂山的《維摩詰經》,而以河北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經》規模最大。此石經是由北齊慧思大師發愿,弟子靜琬創刻,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始成。后經唐、遼、金、元、明干余年,刻經之風不斷。據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國佛教協會對房山石經調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經一五ooo張,殘缺的石經七百八十多張,碑、銘、題記等七十多張,共刻佛經數干卷。此歷時長久的大規模石經,確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見的壯舉,堪與名聞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遺產。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書法風格的石經,更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干多年書法的變遷史,及研究佛法與書法關系的珍貴史料。

        造像題記: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銘文題記,其中以六朝時代書法最精美,且品類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極高的地位,對書法藝術影響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論》說:“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于是清朝一代皆重碑體。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也說:“吾見六朝造像數百種,中間雖野人之所書,筆法亦渾樸奇麗有異態。”并將南北朝碑按高低分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級,入選者共七十七種,其中造像題記銘頌有二十四種,約占三分之一,足見六朝時代的造像題記在書法藝術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難怪有人曾舉譬說: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類宗教藝術的一個顛峰,那么,造像題記的書法,則是代表中國書法藝術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寫經、抄經、刻經、造像題記等外,有關佛教的碑、銘、志、記、帖等數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對書法藝術的貢獻亦難以勝書。

        (2)影響書法藝術創作

        佛教與書法的結合,自然豐富了書法創作的題材;當書者在寫經、書碑、銘、題記的同時,佛教的思想亦必無形中滲入書者意識,進而影響書法的意境。因為書法之所以被認定為藝術的表現,除涵蓋從點、線、面于筆墨運行的或濃、淡、干、濕、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澀、回、暢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現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關注與思想人格,簡單的說,精神修養常是書法表現的條件之一。所以有“書法家一動筆,就可從筆勢造形的特征與筆跡的動律關系中得知書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說,書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學體驗必將投射于書法中。

        歷代書法家受佛法影響,又學有所成,受推崇者,不勝枚舉。其中,宋朝蘇軾、米芾、黃庭堅等,就是因與禪師常相酬往,因此書法中禪趣并生。如米芾依守一禪師聽杭州辯才法師講其隱居的圓蓋而方址的“方圓庵”,于是以方圓概括宇宙萬有,以“無所住而住焉”、“無所觀而觀之”為文,而書就完成《龍井方圓庵記》,將方圓之理和書法相通;黃庭堅書“山雨溪云散墨痕,松風清坐息塵根,筆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來不二門”,他從佛法與書法中體悟如來的不二法門。他用行草書寫過寒山子的詩:“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激箭,人生若浮萍,癡屬根本業,愛為煩惱坑,輪回幾許劫,不解了無名。”蘇東坡的<洞庭春色賦>“悟此世之泡幻,藏干里于一班,舉棗葉之有余,納芥子何其艱”,發人深省。明朝董其昌以行草書蘇東坡帖“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將佛法蘊涵于書法之中,更顯出書法的價值。

        又初唐三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晚期的代表作《雁塔圣序》,其用筆結體,與隋朝著名的兩個寺碑中的《龍藏寺碑》相類似,尤其是<龍藏寺碑>特有細勁多姿的橫劃,完全為褚遂良所接受。褚遂良曾進入北魏書法寶窟學習,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北朝書法的影響,到了后期雖有改變,但仍脫離不了佛教書法的范疇。

        歷代書法作品,其受佛法影響的創作,也是一代代傳承不息。所以有人說:若將佛教書法的部份拿掉,中國書法史將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見佛教影響書法是不容置疑的。

        (3)佛教于書法的成就

        歷代以來,佛教僧侶擅長書法者,多不勝數,比如曾是東晉王羲之的七世孫,南北朝時代的智永禪師,曾居住于永欣寺閣樓上抄經達三十年之久,創作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真草“千字文”,被后代書法家奉為典范,從此紛紜的草書漸歸統一,奠定了唐朝以來千余年草書的筆法。后代臨此“千字文”的書法大家有:懷素、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蔡襄、趙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等。開后代書法家愛寫“干字文”的風氣。目前其真跡“千字文”珍藏于日本,也許是八百本中唯一僅存的一本,所以被日本視為“國寶”之一。

        智永禪師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另一貢獻是“永字八法“的發明。“永字八法”是:一側,即點;二勒,即橫畫;三努,即直畫;四耀,即勾;五策,即斜畫向上者;六掠,即撇;七啄,即右之短撇;八磔,即捺。這八法能通一切字,是書法家必由之徑。

        唐朝懷仁法師所集王羲之的行書《大唐三藏圣教序》,按內容匯集王羲之的行書,再勒石刻碑,因名《集王書圣教序碑》,相傳王羲之行書的真跡,包括《蘭亭序》,全都萃集于此碑。故此碑流行之后,唐宋以來,凡是學習王羲之行書的人,莫不以<圣教序>為范本;另一方面,自從開啟集字的先例后,繼起唱和集書者舉袂成幕,不一而足,光是收集羲之的書法者就有十八家。所以說,懷仁法師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確有卓著的貢獻。

        唐朝的懷素禪師,是我國僧侶中對書法藝術史影響最大者。他擅長草書,生性疏放,不拘細行,高僧傳中形容他:“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所以時人稱他為醉僧。他最初學習書法時,身貧無錢買紙,就在誦經參禪之余,利用白漆在木板和圓盤上書畫寫字,寫滿一遍再抹去油漆重新書寫。后來禪師在寺院附近種一萬多株芭蕉,每天就以摘下的芭蕉葉臨帖揮毫,并自署所居房舍為“綠天庵”。漸漸地,用過的芭蕉葉竟然堆滿了整整一房間。過了不久,老芭蕉葉全部被剝光了,懷素禪師索性拿起筆墨在芭蕉樹的嫩葉上面書寫雖然盛夏的太陽烤得他汗流浹背,嚴冬的寒風凍得他十指麻木,但是他依然不為所動,繼續練筆。有一天黃昏,他觀夏云隨風行運而頓悟筆意,自謂已得草圣三昧。當時甚得顏真卿的欣賞,顏公問他:“夫草書于師授之外,師有自得之乎?”懷素答:“貧道觀夏云多奇峰,輒常師之。夏云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坼之路,——自然。”由于懷素禪師的不斷揣摩,領悟出字內字外的運筆方法,而成為一代草書宗師。出自他手中的《自敘帖》、《苦帖》,至今仍是書法中的瑰寶。

        綜上所述,佛教書法是佛教文化與書法藝術的完美結合;是佛教思想傳播、傳承的高尚形式;是書寫者的一種敬畏;是啟發人類向善的神品。故國人當以仰而弘之,與天地共久存。

      作者簡介

      王根發,男,漢族,生于1962年,河南禹州人。別署崇善軒。北京師范大學書法碩士,進修于北師大啟功書院書法高研班。高級職稱,經濟師。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建設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水泥企業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詩歌學會會員,陳氏太極拳協會理事,陶瓷藝術大師,《書畫天地》雜志社社長,朱士行文化研究院院長。2002年,獲得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中流砥柱”大型報告文學征文活動優秀主人公金杯獎。2003年被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授予“中國時代百佳新聞人物”榮譽稱號。出版發行、發表書刊及論文有《王根發書法》《中國建筑書法》《書畫天地》《中國鈞瓷文化》《鈞瓷典》《中醫藥典》《啟功與鈞瓷》《行書之祖劉德升》《書寫于石頭上的中華印跡》等。

      責任編輯: 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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